Ian

看张五常的博客也有半年多了，他不仅在新制度经济学方面造诣精深，而且称的上摄影家，文物鉴赏家。他写专栏速度快，内容丰富，有见地。虽然如果从头看到尾，不免发现内容重复，（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吾道一以贯之”），总的来说绝对值得一读。例如关于中文和英文的比较（他认为二者都是世界上极高等的语言，但英语词过于庞杂，不如中文易上手，但中文由于要用典，讲音韵，用到精深则更难），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地区竞争制度，货币制度），关于文学艺术（谈书法绘画，散文诗歌，比一般专门教授强许多），关于历史（他能不看参考书，仅凭记忆回顾千年中国史，年代记忆丝毫不差，常人不能也），关于文物（他评价器物真伪好坏，信任直觉，不讲理论，争议很大。这点倒是跟我接近，我相信有些人对各种器物比一般人天生具有更强的、难以名状的辨别能力）。总之是个少有的鬼才。

不过看的多了，不免看出写毛病，最近的一篇《龙的故事》讲道：

“龙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代表着一种尊严，一种智能，一种活力。上古的龙是一条四脚蛇，在古玉件与古陶器中出现过不知多个千万次。究竟那四脚蛇的形象从何而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自己「考古」所得，不会被接受的，是恐龙在神州存在到人类文化开始之后，而龙可能从恐龙变化出来。这样说，与西方恐龙专家之见相差二十万年。但我曾经见到一件中国的小玉件，很古的，起码数千年，形象是恐龙，错不了。”

这难免近于天方夜谭，由此可知大教授（很多人这么称呼他，他也如此自称）对古生物学所知甚少，如此鬼才亦有不通处，可见如今世上知识庞杂，大通才已是不可能了。

（扯了一堆，其实是告诫自己要学点专门学问，不能做空头学者。）

最近被迫去了三次了
今天还有点意思
做了一个游戏，20多个人围成一圈，轮流说一条带动物的成语，比如“鸡飞蛋打”。结果大家说的都不是什么好词，因为古代中国人对动物一点都不客气，都是“猪狗不如”、“狗急跳墙”什么的。我说了个还能忍的“龙飞凤舞”。
然后第二轮，大家在刚才自己说过的成语之前加上“洞房花烛夜，小妹妹（大哥哥）我”，结果就变成了：
“洞房花烛夜，大哥哥我猪狗不如”（这是勇于自我批评的）
“洞房花烛夜，小妹妹我狡兔三窟”（这是有三个洞房的。。）
“洞房花烛夜，小妹妹我鸡犬不宁”（这是新婚不和谐的）
“洞房花烛夜，小妹妹我狼狈为奸”“洞房花烛夜，大哥哥我猫鼠同眠”（这是跨物种的）
“洞房花烛夜，小妹妹我白驹过隙”（这是夙兴夜叹型的）
最强悍的是我旁边一个韩国人：
“洞房花烛夜，大哥哥我虎头蛇尾”（这个x阿。。。）

时间     2003年4月3日（晚7：00—9：00）  现代化论坛

地点     北师大电子楼104室

主题     略论中国问题学

主讲人   胡星斗

    主持人：我们的现代化论坛进行第一场讲座，我们很高兴请来了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胡星斗教授，来跟大家就中国问题学做一下探讨，下面我们就欢迎胡教授来给大家作报告。

    胡：非常感谢同学们今天晚上到这里来听我们的报告，希望同学们多提出宝贵的意见。我这里讲中国问题学，我是讲关于建立现代中华文明这么一个课题，因为我感觉到中国现在是社会道德滑坡，传统的价值观趋于崩溃，急需重建中华文明，属于这种状况。中国正处于2000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关键是要能够建立起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要建立起现代中华文明，所以我这里主要是讲讲什么是现代中华文明。

    我这里所讲的现代中华文明指的是，一方面要吸收传统的智慧，中华五千传统不能够割断，比如说儒家的文化，儒家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实际上哪一种文化没有它自己的问题呢，文化它实际上不分先进与落后，实际是不分优劣的，儒家现在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提倡。比如它的仁义的思想，值得我们现在的人继承和发扬。所以我这里所讲的现代中华文明，要以传统的，特别是儒家思想为基础。同时又要更多地吸收现代文明的一些主流的价值观念，比如说民主、人道、人权这样的一些价值。另外呢，还要继承社会主义，我把它叫新社会主义，要弘扬新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那就是公平、民主、共富，共同富裕这么一些思想。要在三个方面结合，一个是社会主义思想，一个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另外呢，现代文明的一些价值要素，共同构成现代中华文明。我认中国目前当务之急，是要实行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转变，第二个转变，要从旧社会主义向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第三个转变要从道德滑坡，传统的价值观分崩离析这样一个状况向现代中华文明的转变，这是我的总的思想。就是说我这个中国问题学呢，一方面是探讨中国的问题，但是我也更多的强调的是如何建设，中国应当如何建设，更多地强调的是这么一些问题。

    我这个现代中华文明呢，主要是强调它的制度建设，它的关键是建立一系列的现代制度，这个现代制度呢，就包括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等等，我觉得只有实现这一系列的制度的变迁，中国实现现代化才有可能。

    第一个我讲讲现代国家制度。国家呢，它应当成为社会各个阶层利益的平衡者，它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只是代表某一个阶层的利益。大家知道，现代都把国家看作是某种合同关系，是一种博弈的平衡，所以我们党现在的三个代表，也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国家就应该是社会各个阶层利益的平衡者，也就是说应当充分地允许各种压力集团、利益集团去影响当局者的决策，最终达到各个利益集团的一个共和，一个平衡。关键是中国人要实现一个共和制度，各个利益的协调。国家呢不能够完全成为一个镇压者的角色，不应该完全是镇压者。还有呢，国家的权利、职权要法律化，必须法律化，而不能够像过去那样的，比如说某个人，他可能没有掌握某种职权，但是他有权威，他有威信，在大家中有威信，因此他照样可以指挥，这个就是不正常现象。

    职权要完全法律化，政治要规范化，政治斗争、权力交接都必须规范化，而不能够是不择手段。传统的专制政治它的特点呢，就是没有规范性，可以不择手段，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往往像个神秘的主教一样，他的行为是神秘莫测的，现在的社会要求政治规范化。要进行法治的分权，比如说现代的社会呢，它不应当是一个权力中心，而应是多个权力中心，省长、市长、县长、中央主席都是独立地选出来的，他要对他的选民负责而不是对上级负责。法治的分权，他们发达国家也没有中央的说法，如果要说中央，他有好几个中央，有立法的中央，有行政的中央、有司法的中央等等，有好几个中央。它们相互制约，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相互制约。还有新闻独立，我把它叫做新闻独立，只有新闻独立才能够起到独立的监督的作用，还有审计独立，审计部门在发达国家也是独立的，而不是隶属于行政，否则你让他查处它的上司，那是不大可能的，让他查处县长、市长那是非常困难的。让他审计去查帐的话，他就不敢查，给他好吃好喝，发个红包，随便翻两下帐就过去了。中央银行也必须独立，在发达国家中央银行也基本上都是独立的，像美国的美联储，德国的联邦银行等等也是独立的。为什么中央银行要独立呢，中央银行如果不独立，它就受到一些急功近利、短期行为的影响。政府它总是追求短期的政绩，就可能导致经济过热，所以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它是独立的，你说让布什下令降低利率还是提高利率，那布什没有这个权利，那是格林斯潘他们的权利。所以我们说在发达国家不是三权分立，它可能是四权分立、五权分立等等。当然中国用不着学他的三权分立，但是毫无疑问有一点是必须要学习的，那就是权力要分立，要分开，要互相监督，现代国家制度还应当是实行联邦制和地方自治，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幅员辽阔，各个地方的差距千差万别，实行地方自治有利于调动各个地方的积极性，当然我们国家现在有自治制度，问题是目前没有落到实处，应当实行一种联邦制。有人问怎样统一中国，我认为统一中国只能是通过联邦制，当然我们也可以一国两制，我们可以提出我们主张一国两制来作为谈判的前提条件，作为我们谈判的主张，但是台湾它是明显的不接受，它不接受最终的结果呢肯定是双方妥协，大陆和台湾双方的妥协，这种妥协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以联邦制甚至可能是邦联制来统一中国。联邦制和一国两制还是有不同的地方的。

还要建立现代政治制度，也就是说现代中华文明要建立现代的政治制度，要保证人民享有宪法赋予的，像言论自由这样的一些权利。像诺齐克就认为对公民权利是保护还是侵犯，这是衡量国家的行为正当与否的最高的道德标准，也是对国家行为的道德约束。权力的保护不是国家的目的，但永远是衡量国家的行为、对国家起监督作用的一个道德标准。当然我们中国呢，现在是越来越重视人权，十六大也强调要保护人权。

还有应当赋予人民创制的权利，创造制度的权利。比如说美国的法律就规定人民具有创制权，什么叫创制权呢，比如说，老百姓中有很多人签名，认为需要通过这么一项法律，老百姓就可以自行起草法律，然后等到下一次地方选举的时候，随同选举一块儿交于表决，一块儿交于老百姓表决，只要达到了一定的票数，你这个法律草案就被采纳为法律。还有，议会通过的法律，假如老百姓不满意，老百姓可以通过人民的公决方式，废除议会通过的法律，这个议会可以包括各级议会，省、市、县、国家，人们可以废除法律，这就是人民的创制权。所以美国上个世纪一共是一万八千多项法律草案交于了讨论，交于了表决，其中38％获得通过，成为了法律，这些法律是人民起草的，不是议会起草的。是人民自行起草的。所以我这里讲的可能是比较理想的制度，赋予人民创制权。

应当以程序化的方式和平地过渡权力，应当实行非暴力政治。我们过去的政治行为有太多的暴力因素，不符合现代文明的规范。比如，过去斯大林肃反，大家知道可能处决了上百万，有的人说上千万的人，前苏联50年代初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运动，一共处决了240来万，在东欧一些国家处决了240来万，都是非常之残酷，像文化大革命期间云南省委书记特务案，一共连累死亡14000多人等等，这就是一种暴力的政治，这是一种过时的理念。现代的政治应当是和平的政治，与对手和平共处的政治。

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渐通过民主选举来对官员进行监督，要逐渐地从乡一级到市一级进行选举，这样人民才能够监督各级官员。比如说纽约市长（布龙博格），他曾经是企业的董事长，现在当了纽约市长，但是他仍然是在大厅里与大家一起办公，他现在虽然很有钱，他是亿万富翁但是他坐地铁上下班，为什么？他要体验生活，要了解市民的想法，因此他就坚持每天坐地铁上下班。他过去当大老板，现在为什么要当官呢，当官在发达国家捞取不到太大的好处，留给他的只有一条路——要比前人干得更出色。这就是发达国家通过新闻舆论各个方面，对市长、对各级官员进行严格的监督。比如，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她有一次在中国谈判回去，带了43个中国玩具娃娃，她的儿女非常喜欢中国玩具，一气之下她带了43个，结果被海关查处了，除了一个是合法的应当带的之外，其余42个是逃税，这么一个事情就在美国报纸上，弄个沸沸扬扬。你一个去中国的谈判代表，以权谋私，带43个娃娃，想带回国，这是以权谋私，所以最后她不得不在电视上向全体美国人民道歉，这就是权力监督。不管你是什么官员都要对你进行监督，使得你不能够进行各种的违法活动，或者腐败行为。

现代中华文明，还应当建立现代法律制度，要废除一切不符合宪法的那些领导人的讲话、文件、法律、制度、条文。现在中国所有的领导人的讲话，哪怕是一个县长的讲话他都可以凌驾于宪法之上，很多制度、很多法律它都是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所以中国的关键，还是要像胡锦涛说的要尊重宪法的权威，要尊重宪法。尤其是各级统治者、各级官员首先要守法。我们中国的问题就出在各级的官员他带头破坏法律，问题就出在这里，这种破坏法律的情况不知道有多少，比如《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很多权利，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但在现实中可能就很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有《村民委员会自治法》，但是在湖北潜江市，60％以上的村的民主选举的村长都被镇党委之类的给撤换了，而这种撤换是非法的，因为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只有选民才能够撤换他们民主选举的这些村长，或者是副村长，或者是村委会委员，只有选民才可以撤换，但是现在地方政府它就是带头违法，你就没有办法对他进行纠正。

还有司法的独立，应当在财政上、组织上都独立，你如果财政上依附于县政府，你的工资都是县政府发的，你就很难独立，很难去查处这个县委县政府领导的腐败。组织上也有独立，如果你这个官是县委县政府任命的，你当然也很难去查处。财政上、组织上要独立。

公民非经法律程序，不得被逮捕、拘留或者被判刑，这一点非常重要。比如说劳教制度，收容制度它就是一个坏的制度，它往往是不经过法律程序，不经过法庭这种正当的审判，公开的审判，然后把某人给抓起来或者是进行劳教，或者是进行收容。这种情况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农民工走在北京大街上也有可能被抓了，说他证件不齐，他即使有证件，有的警察把他的证件一撕，把他的暂住证一撕。他要完成他的罚款的任务，收容的任务他要完成。有的是交了几百块就把你给放了，你如果不交几百块钱，就把你送到哪里去劳动，两个月再把你遣送回家。随便抓人，这是收容制度。还有劳教制度，劳教制度和监狱制度不一样了，劳教是可以不经过公开的审判的，领导人一句话就可能把某人送去劳教，和公开审判的监禁的制度是不一样的，这种劳教制度，不经过公开审判也可以抓人。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这方面的呼吁，要废除劳教制度。

    所以要建立现代法律制度，还有应当建立现代经济制度。应当实行股份共有的制度，让人民共同拥有社会的财富。比如说瑞典，他们也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制度，北欧那些国家大家知道，挪威、瑞典、芬兰他们都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他的集体所有是怎么个集体所有呢，比如说瑞典它搞了个人投资基金，用法律的形式规定，资本家每一年的利润必须拿出一块交到工人集体的基金会，工人集体的基金会拿这个钱来购买本企业的股份，假如资本家每年有利润，那么工人集体的这个基金会的钱就越来越多，那么购买的股份就越来越多，那么到了一定的年限工人集体拥有本企业的股份就会超过第一大资本家，那么第一大资本家就下台了，工人就可以选一个代表来当董事长，因为这个企业已经是工人集体控股了，工人是第一大股东了。这个就叫做基金社会主义。这么一个方案交到工人讨论，工人是热烈欢迎，但是资本家不干了，资本家于1983年10月4号组织了一次7.5万人的游行，这是西方的历史上，也是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资本家上街游行，第一次。尽管资本家上街游行，瑞典的议会仍然通过了这么一项法律，把它作为一项法律固定下来，所有的企业都必须这么干。比如像美国也有类似的一些情况，美国有过两个法律，鼓励本企业的职工持有本企业的股份，假如这个企业是非常大的一个企业，由工会集中保管工人的股份，派一个代表去到股东大会去发言，派一个代表去表决，如果股份额加起来那就大了，加起来这个股份额很有可能就超过第一大资本家。所以美国也发生了企业的地震，所有制改变了，原来的第一大资本家下台了，工人集体，职工的股份综合加起来，成为第一大股东，然后工人集体选一个代表去当董事长。比如像美国的联邦航空公司、西北航空公司、环球航空公司等都发生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些企业原来的第一大资本家下台了，职工选一个代表去当董事长了。

还应当建立工人的参与制度，工人参与企业的管理。比如说德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建立了工人参与制度，在德国，监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德国的法律规定，监事会中必须要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是工人代表，没有多少股权的代表；它规定企业主管工资福利的副总经理，必须是工会的代表。通过这种方式赋予工人参与企业监督管理的权利。德国的监事会是最高的权利机构，监事会可以任命企业的管理委员会，监事会必须要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工人的代表。

还应当发挥工会的作用，应当成立农民协会，各农业专业协会。大家知道很多人呼吁应当成立农会，如果不成立农会，单个的农民他很难应付市场，他不能够组织起来集体地销售，集体地签订合同，也很难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所以农民必须能够组成农会，有权组成各种的农业协会。但是目前在中国这些都是不允许的，农业协会，哪怕是专业协会，种蔬菜的应当有个蔬菜业协会，种水稻的有个水稻业的协会，各个地方都应当可以成立，来保护他的利益。但是在我们国家目前从政治上考虑，它们很容易成为非法的政治组织，所以农村里面一律不让成立各种协会，一律不让，我们国家应当是逐渐地开放，这方面应当逐渐地开放。

还应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如果从94年算起也弄了八九年吧，但是现在很多都是冒牌的，都是假的现代企业制度。有报纸上报道，我们现在股东大会能够发挥作用的仅占10％，我们监事会能够起到监督作用的仅占2％，我们董事会能发挥正常作用的，也就是说不能够是董事长一个人说了算，而是董事会投票决定重大的事务，董事会能够发挥正常作用的仅占20％，所以我们的现代企业制度，如有些企业改叫做公司，叫做股份公司，但它是名不副实的。

而如果不能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凭着现在的那些国家所有，那中国人民永远很难实现富强，那只能是导致经济学里的公有地的悲剧。如果财产是公共的，那最终肯定是一个悲剧性的结果。所以我们国家这方面也有非常深刻的教训了，比如说湖北荆襄化工厂现在是亏损40个亿，中州铝厂负债35.2个亿，中原制药厂负债30.6个亿，长春天然气路建工程损失13个亿，广州乙烯工程投资80个亿，结果也是无法形成规模等等，重庆特钢厂亏损20个亿，这些亏损是及其惊人的。中国人民非常勤劳勇敢，但是为什么中国人至今富裕不起来，就是因为这种国有企业太多了，它是一个无底黑洞，吸进去了大量的资金。所以中国人要富强，还是要建立现代的企业制度。

还有建立现代社会制度，要实行非户口的身份制度，非户口的那种制度，要建立现代的农村制度，要消除城乡的二元结构。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中国是一国两制，城市一个制度，农村一个制度，农村没有社会保障，农村的乡镇政府开支绝大部分都是从农民那里收费来解决。甚至农村的贷款利率也更高，农村的电费也更贵等等。农村的收入很低，但是他却要承受非常重的苛捐杂税。所以有人就说，中国的这种城乡二元结构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隔离制度。南非是种族隔离，我们是城乡隔离，实际上这是对农民权利的极大的侵犯。假如中国它存在着某些社会问题，存在着某些侵犯人权的现象，那恐怕最严重的侵犯人权就是侵犯农民的人权。当然我们说各个国家都存在人权的问题，但是中国的这些问题是格外的严重，权力和资本对农民进行了很多的剥夺。在改革开放之前，那么30来年，我们向农民收取的这种税费，是七千亿到八千亿，改革开放以后至少有好几万个亿。从那儿收取了好几万个，都投资到了国有企业或者是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等等。而发达国家的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比如说美国，每一年对农业的补贴是512亿元，每一年美国对农民的补贴是512亿元，我们是不但没有补贴，而是向农民收税。朱溶基说一年收取了1200亿元的税费，实际情况远远不止，那是中央统计的是1200亿元的税费，有人认为是三到四千个亿，另外有人认为至少是六到七千亿。因为每一年从农民那里收取的各种税费，往中央统计的那是很少的部分，大部分的税费在县乡截留下来了，在县、乡发了工资了。美国每年对农业的补贴是512亿元，欧盟每年补贴是210亿美元，日本每一年补贴204亿美元。从1996年到1998年这三年间，平均每一名农民获得的政府补贴是多少呢，美国是14000美元。每一位农民获得政府的补贴是14000美元，欧盟是一万七千美元，日本是两万三千美元，一些发达国家对农业进行大规模的补贴。所以说中国对农民的利益的掠夺是及其残酷的。

还有关于现代社会制度，要建立一个现代反腐败制度。大家可能知道国际透明组织，德国的国际透明组织每年公布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最腐败的国家之类的，有的国家廉洁度甚至是满分，他们一年里抓出不了几个腐败的问题，中国的腐败一直被认为是比较严重的，曾经有一年国际透明组织公布41个国家的腐败状况中国是第一名。恐怕大家都清楚中国的腐败历来是严重的，它是一种系统性的腐败、是一个制度性的腐败。那么怎么如何解决政府的腐败问题呢，还是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比如说应当实行透明政治，透明行政。发达国家规定，行政会议还有各级议会，除了应律师要求举行闭门会议之外，所有的会议都必须举行公开的会议，老百姓可以旁听的。大家知道美国的议会老百姓是可以去旁听的，它的所有的文件都必须公布，要透明政治，透明行政。发达国家的新闻在这方面也是起到了相当大的监督作用，比如报纸上说，德国总理施罗德染发了，结果弄得沸沸扬扬，说他弄虚作假，染头发，没有对选民说，他没有跟老百姓说我染了头发，否则就是弄虚作假。这么一点小事报纸上都可以炒作，这样炒作实际上就是对政府官员进行监督。在发达国家，公与私也是完全分开的，公家的和私人的是完全分开的，公私领域是分明的。像施罗德最近搬进两居室的房间里去了，月租金是600美元，因为他住不起那种豪华的楼宇了。他好几次离婚，每离一次婚就分掉一半财产，他已经住不起那种豪华的大楼了，他现在搬进了月租金600美元的房子里了，到周末他前夫人生的女儿来团圆呢，还得支临时床。也就是说他不是像我们国家那样，高级官员全都是国家供养着，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公私不分。比如在瑞典，瑞典的首相也居住在平民区，不允许开公车上下班，因为老百姓不能开公车上下班，所以你首相也不允许开公车开上下班，因为瑞典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特别强调民主平等。而且首相家里也不容许国家给你配备服务员啊，公务员、厨师都不允许配备。当然你首相有钱，你可以自己花钱去请，这个国家管不了。所以瑞典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很小，有的资料说瑞典上个世纪50、60年代贫富差距是30％，也就是上下浮动是30％，然后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呢，贫富差距进一步缩小到15％，那就几乎没有什么贫富差距了，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富裕程度都差不多。但是也有人说这个也有问题，瑞典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平均也可以导致人们不愿意投资，穷人不愿意劳动，不愿意工作。所以瑞典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也开始改革，削减福利，但是它不管怎么改革，仍然是世界福利最好的，仍然是世界上最平均的国家之一。还有日本、台湾也被认为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

现代的社会制度还应当建立一个现代均富制度、财富共有制度。大家知道发达国家的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呈橄榄形，中产阶级占绝大部分，特别富裕的人，特别穷的人都是比较少的。比如说美国日本他们90％以上的人都称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在那儿想特别富裕很难，特别贫穷的人也比较少。因为发达国家自从凯恩斯之后，实行了国家干预，他们也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通过这种政府干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还有社会保障制度、股份制的财产共有制度，通过建立这么一系列的制度，发达国家能够缩小贫富差距。还有，发达国家的左右两派政党轮流上台，它左派政党是干吗的呢，它主张公平优先，那就是左派政党；右派政党呢，他是主张效率优先的，左派政党和右派政党轮流上台。发达国家通过这么一系列的制度，它能够缩小贫富差距。而中国的现在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各种报道一般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几，甚至有的人说0.5几。中国的地区差距，中国发达的省市、自治区，和不发达的，他们之间的贫富差距是14倍左右，有的是14倍，有的是16倍。而发达国家呢，最富的地区和最贫穷的地区的差距最多不会超过两倍。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现代的均富制度，一个共同富裕的制度。怎么来共同富裕呢，要通过个人所得税之类的税收来达到共同富裕。我们国家现在的个人所得税在GDP中仅占0.5％，而发达国家要占20％左右。而且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有的报纸上说60、70％都是向工薪阶层收的税，北京的报纸上说北京地区90％以上的个人所得税，是向工薪阶层收的，也就是说，大老板很富裕的反而没纳多少税。因此我们要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特别是向富裕阶层征收个人所得税。我们国家目前缴税最多的一个是工薪阶层，第二个是农民。所以我们的税收制度起不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反而是起相反的作用。现在我们国家也在加强对富人的征税。还有遗产税，发达国家遗产税都非常高，像英国、日本之类的遗产税最高的税率都达到70％到90％，遗产税这是一个很好的分配方式，缩小贫富差距的方式。在日本有一句话“富不过三代”。比如说松下幸之助，他去世的时候留下27亿美圆的财产，但是到他孙子那一辈，只剩下3％不到，也就是说像他这样的富人，他的后代也没有办法坐享其成。富不过三代，所以说日本人对富人是及其残酷的。

日本人20％的最富裕的人口仅占有社会财富的37.5％，美国是占40％多，好像目前占到了50％多。中国是多少呢，从居民存款来看，一般人都认为中国20％的人，至少是拥有80％的存款。所以中国要建立一个现代的税制制度，要通过这些税制来缩小贫富差距，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对穷人的救济，完善对农民的各种社会保障。比如说瑞典一家六口，假如他妻子不工作，丈夫如果收入比较低，只有四千六百美金，但是他获得政府的补贴之后，他的实际的收入就是一万四千一百一十七美元。另外一个家庭，假如相同的状况，丈夫年收入稍高一点是23000美金，那他纳税以后，他的实际的收入也是14117美金。可见，他们是平均主义的社会。

我们中国现在是追赶发达国家，因此必须是效率优先，不能够太平均，但是也不能够贫富差距过大，贫富差距过大可能会造成社会动乱，会造成严重的问题。

现代社会制度还应该形成自由宽容的民间社会，应当健全非政府的组织，自治的组织。大家知道在发达国家美国等，非政府的组织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有的人说，美国人没有政府，他们照样活得很好，但是如果没有非政府组织美国就瘫痪了。因为它有很多的事情，都要通过非政府组织来做。所以说美国民主的核心就是它的自治，就是它的乡村自治，这是美国民主的核心。中国呢，也应当是允许各种民间组织的发展，通过各种民间组织的发展，培养一个健康的民间的社会，而不能够政府去承揽、去干涉民间的一切生活。

    还应当建立现代社会管理制度、政府管理制度。所谓的现代政府管理制度，这个政府应当是市场化政府，企业家政府，企业化政府，私有化政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政府应当规模越来越小，有限政府，权力很小，但是把自己的工作都市场化，交于私人企业去干，这是西方现代政府管理的一个趋势。政府只进行一些招标、投标这么一些事情，然后看哪个私人公司干得好，干好了以后还要这个公司去干。比如说美国纽约、洛杉矶一些大城市，它搞环境绿化，只有五六个官员，不像中国的城市，像北京至少有上万人，每个单位下面都有一大班人坐办公室，我们是庞大的政府机构.发达国家它就没有那么多人坐办公室，只有五六个官员把园林绿化全给管了。这五六个人就是组织一下招投标就行了，具体的栽树一些事情都是由私人公司去干，他会干得又快又好，政府其他的各项服务都是这样。比如说房屋维修要通下水道之类的，都让私人公司承包了。所以政府规模就可以越来越小，这个就叫做政府的企业家化，政府的市场化，政府的管理私有化，很多工作让私人去干，这是现代政府管理的一个大的趋势。

    还应当建立现代环境治理制度。比如说中国环境危机的状况比较严重。过去是盲目地开荒，结果弄得大面积的水土流失，近五年来，平均每一年新增的沙漠化面积是3400多平方公里。特别是河北、内蒙、新疆等地，牛、羊超载的情况非常严重，把那个草根都吃掉了。本来这块土地只能允许一万只羊吃草，实际上可能有两三万只羊，连草根都吃掉了，所以北京报纸上有口号，就是杀掉山羊、保护北京。北京的沙尘暴很厉害，尽管今年北京还没有出现沙尘暴，但是整个中国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扭转，我们国家的官员宣称到2008年要扭转整个中国环境恶化的状况。但是你如果就是靠发动全民植树的运动，这个可能很难解决问题。全民植树，领导人的照片报纸上一登，职工呢、老百姓呢，也是开着车去种两棵树,大吃大喝一通，靠这种运动式的形式主义的方式，永远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环境恶化的问题，必须建立现代的环境治理制度。美国曾经也有沙尘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沙尘暴还非常厉害，但是现在美国的沙漠面积越来越小，它在缩小，为什么呢，实际上道理很简单，就是美国通过好几次立法，把荒漠的土地，沙漠的土地都赠送给个人，或者拍卖给个人，或者无偿地赠送给个人，条件就是你必须在这块土地上栽上树，植上草，这块土地就归你个人了，这样他就有积极性了。我把这块地方变成绿洲，我把它变成果园，属于个人，他就有积极性了，所以美国的沙漠面积每年还在缩小。但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在中国可能就很难行得通，比如说有的人对企业搞私有化耿耿于怀，你说目前要让土地拍卖给个人，无偿地赠送给个人，可能很多人就想不通。但是按照经济学的原理呢，经济学里有公共财产的悲剧，告诉我们，你必须明确产权，必须让它归私人所有，这块地才能够不被破坏，才能够相互谈判，讨价还价，就能够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所以，必须明晰产权，你如果是公有的土地，最终肯定就是一个悲剧性的结果。

    这是我们讲的要建立现代环境治理制度，也就是说中国的环境问题，看起来是外部环境恶化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本身的制度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缺少一种制度的保障，让人民能够主动地参与植树、环境绿化，缺少这样一种公民的文化，缺少一个让公民自主负责的公民文化。2002年，沙尘暴非常严重，中央就紧急拨款540亿元要治理沙尘暴，但是最后这些钱弄到哪里了，恐怕这个结果很难知道。如果只有上面的高高在上的指手划脚，而没有下面民众的积极主动地参与，那中国的环境恶化问题也没有办法遏制，这是建立现代环境制度的问题。

    还有现代中华文明呢，要建立现代新闻制度，也就是新闻要独立。比如说美国1971年的时候《纽约时报》连载美国越战的文件，尼克松总统就要求《纽约时报》停止连载，因为涉及到国家机密，但《纽约时报》拒绝，总统就把它告上法院。最后这个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总统败诉，《纽约时报》还可以继续连载。1972年，水门事件的时候，就是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的时候，《华盛顿邮报》要深入调查事件，但是尼克松总统呢就威胁那个报纸，你要继续调查我就吊销你公司的营业执照，但是人家报纸不听他的，继续调查，最终迫使尼克松总统下台。

可见新闻媒体在揭露腐败这些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而我们国家呢，新闻媒体多是歌功颂德，或者是痛打死老虎，某个腐败分子已经揪出来了以后，各种媒体就对它进行狂轰乱炸，事前不进行监督，也不进行报道，也没有人敢监督，也没人敢报道。那么这样的话，腐败问题当然就没办法解决了。像发达国家还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它保护媒体的弱者的地位，媒体相对于掌握权力的官员来说它是一个弱者的地位，要进行保护。如果你不能够证明媒体它是有意的中伤，那么媒体的报道哪怕出现失误，他也不承担责任。也就是说这样媒体就可以放心地去报道。比如说，有人揭发某个官员贪污了，媒体就可以报道，尽管后来证明你这个报道是假的，这个官员没有贪污，但是这个媒体也不承担责任，除非你能够证明这个媒体他早就知道这个新闻是假的，但他还是要报道，除非你能证明这个，否则他就不承担责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媒体积极主动地抓到一些线索去进行报道。像2002年，国际记者组织公布了世界138个国家新闻自由的状况，就把北朝鲜、中国、缅甸三个国家，列为新闻媒体最不自由的国家，这对中国来说不是光荣的事。当然新闻自由是资产阶级价值观、资产阶级新闻观，我们国家强调新闻媒体必须是党和国家的喉舌，但是我想新闻应该独立，新闻应该起到监督的作用，在中国也必须是这样。所以我们说官员只有没有隐私，新闻可以报道，国家才有希望。

活跃的我都忘了都思考过什么问题了
总之是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政治哲学社会文学艺术都有
暂且记几个能想起来的吧

想了几天关于爱国的问题。我想我正在向一个国际主义者的方向发展，开始从特别关心中国命运逐渐转向关心人类的共同命运。这当然主要是中国目前发展的形势不错，大概用不着我操心，也不缺我什么贡献。而且对中国传统及当下的文化的好感越来越少。从历史上来看，在一定程度上，一个国家越衰落，越能激发出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中国目前的情况，按我的判断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世界强国了，而且变强的势头丝毫不减。可是过去百多年来积贫积弱，积出的民族主义情绪却没有太多减退。表现就是自信心不足，特别敏感，不管什么事情总要诉诸爱国。当然这方面韩国比我们更糟。

比如关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技术已经毫无悬念的告诉我们现代人都起源于非洲，可是总有些人强调中国人起源于亚洲。这除了炫耀我们的历史悠远、自有一套之外，没有丝毫的价值。欧洲人美国人都自认起源于非洲，现在不也比我们强多了？中国人就算起源于非洲又何妨？

人类起源卖力地往中国这边揽，疾病起源却费力往外推。前几年有研究说非典源于中国，最近有研究说禽流感源于中国，中国的卫生部赶紧出来澄清，说跟我们没有关系。照我看这疾病的起源总要有个地方，就算都是中国起源的又怎样？不过是凑巧病毒在中国大地上变异了，又不是故意造出来的。就算是跟人类活动有关，中国人多，自然搞出病毒的概率就大点，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疯牛病起源于英国，各国也就是嘲弄嘲弄，记得某国领导说英国送给他们的最大礼物就是疯牛病。出口自然是受点损失，这又如何？不是发源国的美国等一样受损失。艾滋病是从非洲传出来的，也没听说谁要把非洲人都灭了。卫生部在这件事情上就是有点小家子气。公布这消息的不是哪国政府而是学术刊物，如果事实确实不是中国起源，那也应该在学术刊物上辩论。

还有粮食自给问题，中国从上而下，几千年来特别怕的就是缺粮。到现在这种关心也没有丝毫减弱，领导层几十年来一直喊粮食要自给自足，要用7%的土地养活22%的人口。我看大可不必。石油现在的重要性毫不输于粮食，中国早就不能自给了，不也一样吗。粮食根本无需自给，因为中国人多地少，特别是水少。中国的耕地比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印度还少，跟美国更不好比。水资源就更别提了。与其辛辛苦苦的浇水种地，搞得河流断流，湖泊消失，地下水漏斗，还不如少种点、多进口点。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极其不自信，总怕打起仗来粮食进口被封锁，饿死人。其实石油被封锁了也一样，迅速战败。现代历史上封锁粮食的例子实在少，我知道的只有美国对苏联的一次。讲人道主义的国家一般不会用这么残忍的战术的。如果怕从美国进口粮食不保险，可以大力发展同阿根廷和东欧的关系嘛。就算打起仗来，中国粮库里的粮食也是够多了。

扯了大一堆，意思就是不要总把我们和世界区分的那么清楚，现在都是全球化时代了，不一定什么都要自给自足。也不要总拿国防安全说事，现在哪个国家敢打中国？美国连伊拉克都三年多没搞定，打中国那不是自寻倒霉么？当然，战略上要放心，但战术上的准备是丝毫马虎不得的。至于台湾问题别的文章再说。

最近过的依然不知所云，又没有学习又没有玩，时间就过去了。
好像只有上周五去了一个面试才算正事吧，21世纪经济报道财经新闻奖学金班，面试的一塌糊涂，不知他们看上我哪一点了把我录了。（也许是社会学系的教务老师太好了，给我开了一个很nice的成绩证明）因为我是一个高度风险规避的人，面试之前就跟宿舍同学说好了，如果失败就他们请我k歌，如果成功就我请。历史上这种投保方法的结果好像总是我请，。。。
还有上周六去三角地发传单，北大红十字会在我们旁边义卖艾滋病人制作的小工艺品，卖了一天都不到100块钱。记得以前帮阳光义卖的时候一个小摊一天就卖了3000多（那个是筹措经费帮助白血病患者的），因此感慨艾滋病人真的很受歧视，就是在北大也是如此。还有一个衣着比较乡村的中年妇女拿了百元假币要买15块钱的小香囊，还非要以5块钱拿下，真不知她的良心在哪里。其实如果她不讲价的话说不定卖的人一疏忽就收下了。
明天要考试了，今天本来应该狂背的，结果看了一中午加一下午的网页，还看了一集PB，据说（已经不知道多少次这样说了）是今年的最后一集，感觉平平。我喜欢的Sara把头发剪了，当她拿出刀片的时候我就知道她是要易容而不是割腕的。我喜欢的Scofield也没有马上拿了钥匙逃跑，傻子都知道他不会，只有编剧不知道大家知道。PB故弄玄虚的风格好像有点黔驴技穷，再这样下去也没什么看头了。